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其理论智慧不仅具有治病救人的科学价值，也可在有关治理的诸多领域发挥积极的思想价值。

中医学主张“医道通治道”“身国同治”“上医医国”，中药配伍讲究“用药如用兵”“君臣佐使”“七情和合”，我们在开展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研究中认为，中医药学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和观点是值得研究的理论论域。

中医药学关联于治国理政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吕氏春秋》有“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的主张，《黄帝内经》述有“上以治民, 下以治身”之道，《汉书·艺文志》以“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来评点自古以来“方技”内蕴的思想特点，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提炼出“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医有三品”说。至清代学者进行总结，如徐灵胎《医学源流论》概括有“医道通于治道”专论，章若虚《医门棒喝》阐发有“治病之理，无异治国”“治国为大，治身为小，而实有相须之道”等等。

中医药智慧可以“小以喻大”，有补治道，根本原因是两方面在内在学理上具有理论一致性，都具有有机体的系统论特征，身体治理和国家治理均属于复杂巨系统的内在有机调节，两者有着密切关联的相应性、相通性，正如尤怡《医学读书记》所言：“夫治病犹治国也。治国者，必审往古理乱之事迹，与正治之得失，而后斟之以时，酌之以势，而后从而因革之；治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机宜与治疗之方法，而后合之气体，辨之方土，而从而损益之。”中医药学中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一体有机的“系统观”、养生防病的“未病观”、辨证论治的“诊断观”、标本兼治的“治疗观”等，正是这类治理智慧和观念的理论凝练。

从中国思想传统看，中医药治国理政智慧契合中国传统务为治者、修齐治平、倾心经世、博施济众等一以贯之的价值向度。中医药治国理政智慧将有助于彰显形象化的治道模式，是对中国治道哲学的丰富和推进，应视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司马谈总结先秦诸子最为代表的六家理论宗旨，认为诸家所言所论是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最终都是指向天下之治——“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个论断以先秦六家学术旨趣为焦点，透显出诸子百家的共同追求。先秦诸子之所以在那个时段百家争鸣，成就中国的轴心时代，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救时之弊、以治为务，期望通过各自的理论主张为社会重归治世提供理论支撑。而医家在这方面亦有同样的追求，提供了医学视域中关于治国治世智慧的独特思考，并在后世流长积深。

在之前研究中，我们已经提出“既为良医，亦可良相”的新主张，这个主张的依据即源于对中医药治国理政智慧理论底蕴的推崇。一方面，这一主张立足中医药学的文化主体性立场对我们所熟知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主张加以补充和拓展，意在表达中医药学本身就包含着与治国理政等治理性事业相通的思想之道，可以为治国理政相关问题提供中医药学的理论智慧，两个主张并不冲突，可以互补。另一方面，“既为良医，亦可良相”主张为进一步推进到“欲为良相，必先良医”的思想认识奠定基础。“欲为良相，必先良医”意在强调“良相”治理工作需充分重视“良医”治疗思维的智慧价值，应使之成为治国理政相关工作系统开展实际治理的思维先导之一。这一延伸表达亦是与治国理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相贯通的，良医把身体调理好并努力追求使之不得病而保持健康常态，相应地，医国医世的工作者对待治理性工作，亦应作如是追求。

“欲为良相，必先良医”，从理念层面看，体现的是“凡治政之纪，必自身始”的道理；从思想效果看，正如“以理身绪余治天下”所言，追求的是“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广生于无穷”。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中就点出了良医思维对于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要把好脉，中国身体怎么样，如果有病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来治，对这心里要透亮透亮的。号脉都号不清楚，那治什么病？”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引用“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的古语，再次指明了这一思想认识的重要性。

“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中医药治国理政智慧的研究阐释，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医药学作为“医国—医人—医病”的体系，助推中医药学“上医医国”的实践，可以在应用中不断提升其普遍性的应用价值，在治国理政事业中贡献更大的思想力量，这对于推进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医药精华精髓，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