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亚洲、欧洲、非洲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在中国历史上不但促进了我国与外邦政治、商贸和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药材是丝绸之路上主要的商品之一，大量外来中药资源的引入和使用，不但丰富了我国的药用资源，也丰富了临床用药经验。外来药材在与中医药的交汇过程中，外来的医方与药物逐渐得到中医药学者的认可，本草著作所吸纳的外来中药资源种类日渐增多。

 

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古代不同时期引入外来中药资源的情况进行研究，对其开发和利用情况进行归纳总结，对新形势下“一带一路”相关工作引入外来中药资源的策略进行探讨，以期为现阶段国外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我国中药材出口相关政策、技术、研发和人员交流工作提供参考。

 

 

1 古代外来中药资源引入和开发

 

1.1 基本概念

 

许多方书和本草中，均有关于外来中药资源的使用和记载。从古至今，进入中国的外来中药资源曾有过不同的称谓，如“香药”、“胡药”、“海药”、“番药”等，多依据外来中药资源的来源或途径，如：英国多比尔《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认为，从贸易史的角度来看，香药主要是指经由贸易、进贡等途径传入中国，并在政府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药材。

 

外来中药资源，进入我国后经临床实践和中医理论分析，被赋予中药药性，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相关称谓均因药材被纳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体系，而不再单独存在。直至近代，科学化的西方药物进入中国后，才出现独立于中国传统医药理论之外的统称“西药”。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药物则被称为“中药”，由此形成近代以来“中药”与“西药”2 种称谓并立的格局。

 

根据中药资源的分布范围，外来中药资源可以分为 2 类，一是原产于域外，随后引种并广泛应用于我国，如乳香、胡椒、西洋参、血竭、水飞蓟等；二是我国和国外均产，但由于国外的资源应用及研究成果较显著，促使我国在原有药材应用方面，增加新的功效，进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如贯叶金丝桃等。

1.2 唐代以前中药资源的引入

中药资源经中亚、西亚商队带入国门的记载，自汉代就已经产生了。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带回国内的就有苜蓿、葡萄、象牙、犀角和玳瑁等多种中药资源。但由汉至隋的 800 余年间，引入我国的中药资源种类和数量有限，价格昂贵，仅限于宗教僧侣和皇宫贵族使用，史籍中关于中药资源的记载较为简略。魏晋以来胡人与医疗相关的活动，主要包括行医与药材买卖两大类，外来中药资源输入方式包括胡商商团贩运、个体商客贩卖、使团“朝贡”贸易、宗教信徒携带或者作为礼品(贡品)的赠送等。唐代以前中药资源进入国内多通过陆路，张骞通西域后，中外物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借贡行贾的条件下，贡品具有二重性，在以礼品形式出现的特殊商品中，药材占有很重要的分量。

1.3 唐代的中药资源引入

唐代是大融合、大繁荣时期，唐朝政府加强了与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等地的交流和联系，也是外来中药资源(当时称为“香药”)的主要消费者。随着香药的大量引入和使用，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负责香药管理。唐初洛阳北市有由胡汉商人共同组成的香药贸易行，中唐时期胡人在洛阳卖药很普通，晚唐时期长安的东市一直存在药行。

 

唐王朝颁布的历史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首次增录了许多来自西域及印度的药材，如密陀僧、诃黎勒、麒麟竭等。《海药本草》是我国首部记载香药的专著，记载了 50 余种外来香药，尚志钧辑校的《海药本草》载录香药 131 条。同时，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鼎盛时期，在佛教的礼拜仪式和法事活动中，需要消费大量的香药，佛家香浴方应用香药达 32 种。

 

温翠芳通过对唐代香药的研究，发现在东西方贸易过程中并未使用货币，而是使用“质轻价昂的香药”换取“巧夺天工的丝绸”。唐代之前内陆沟通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主要依靠马匹等交通工具，这种交通工具的特征是不宜长途运输易碎物品，而丝绸恰恰符合这种运输方式。到了唐代，除了陆路，从海上也有大量的中药资源进入国内。《吐鲁番出土文书》《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胡本草》《唐大和尚东征传》等史料中，也有大量关于中药资源通过西域和南海进入我国的记载。

 

可以看出，早在汉唐时期“中药资源”是古丝绸之路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带出去的是“丝绸”，带回来的是“药材”。

1.4 宋代的中药资源引入

宋承隋唐五代之制，海上航路不断拓展，大批中外商人，把东起日本、朝鲜半岛，南及爪哇、印度尼西亚群岛，西至阿拉伯半岛与非洲，连接在一起。宋代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为香药的引入提供保障。宋朝与 40 余国都有往来、各国的交流更加频繁、内容更加广泛，阿拉伯国家的中药资源大量涌入，香药成为当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诸蕃志》记载，当时凡“番商贸易至，舶司视香药之多少为殿最”；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香药税收是宋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税率甚至达到 1/10 至 4/10。宋代通过海上沟通西方及南方的路线也一度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或“南海丝绸之路”，而香药的大量进口及陶瓷的大量出口也曾赋予这条路线“香药之路”或“香瓷之路”的美名。

 

宋代是外来中药资源进入中国的鼎盛时期，泉州港也成为全国最大商港，香药是海外贸易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公元982年互市的中药材有4种，1141年互市的中药材有250多种。

 

宋代政府是香药专卖者或经营者，香药在朝廷及达官中的盛行，带动了香药的发展和推广。同时随着宋代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为香药消费使用提供了经济条件。由于宋代引入的中药资源不仅种类多、而且数量大，从此香药开始逐渐平民化；香药从官营到私营，宋代平民消费力量的兴起推动了乳香等药材贸易的活跃。所以宋代的中医药学者，得以接触大量的香药，他们运用中医药理论对香药进行性味功能的深入研究。在对香药认识的基础上，将香药与中药配伍使用，甚至以香药为方中君药，《圣惠方》中以香药命的方剂有 120 个。人们通过对历代传承积累的香药知识和临床经验整理，认识到香药的实用性和作用，使得香药在日常生活普遍使用有了一种文化依托。宋代开始把长期以来积累的香药知识进行系统化，并进行整理编制香药相关专著，如宋代李昉等编修的《太平御览》中有“香部”三卷，专记香药及其典故。如张锐编撰的《鸡峰普济方》中用到了 105 种外来中药资源。

1.5 元代的中药资源引入

元代，外来中药资源主要表现在回回医药中的普遍应用。忽必烈极重视阿拉伯医药，1270 年设广惠司，1292 年设回回药物院，大量阿拉伯人在其中任职。元朝设置的广惠司、回回药物院、惠民局等机构为回回医药在元代的盛极提供了官方保证。

 

元代编著了大量的医药典籍，流传至今的有《回回药方》《饮膳正要》《瑞竹堂经验方》，其中都大量使用香药。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被誉为开创药膳时代的营养学专著，记载了近 50 种饮料。据王亚芬统计，元人许国桢的《御院药方》中普遍使用香药，载 1000 余方剂，其中香药类方剂占 40%。

 

从元代开始，香药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重点发生了重要转变，从疗疾保健逐步转向美食调味；元代御医忽思慧撰写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在介绍食谱之前几乎都先强调其食疗保健功效。最初的使用人群主要是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如，《饮膳正要》其适应人群为皇帝及其子女、妃嫔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的使用人群是历代名贤，而非普通寻常百姓。

1.6 明代的中药资源引入

明初以来，在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民间海外贸易及西人中转等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外来中药资源不断输入中国，且使这一舶来品也进入寻常百姓之家。郑和下西洋采办归国的货物也多为胡椒、苏木等香药，大量的东南亚香药进入到中国府库。据《明会典》记载，明前期，东南亚各国的朝贡物品主要包括象牙、犀角、珠宝、织物、器皿、香药、奇珍异兽等，其中香药所占比重最大。以胡椒为例，1500—1559 年，从东南亚输入 3000 t；1570—1599 年，从万丹港和北大年输入的胡椒 2800 t。关于通过朝贡贸易入华的香药数量，《明实录》《明史》《西洋朝贡典录》《殊域周咨录》等史籍皆有丰富记载。《本草纲目》记载梵语释名香药有 65 种。

 

郑和七下西洋配备庞大和专业的医疗队伍，包括太医院的医生和民间志愿者，150 人配备 1 名专职医生，负责治病保健和香药的验收等；可以说如果没有先进的医疗队伍，郑和的船队根本不可能跨越半个地球。同时，由于东南亚地区医疗水平不高，郑和带来的中医药有效地填补了市场空缺，也促使中国的人参、麝香和茯苓等在东南亚地区成为畅销品。

1.7 清代的中药资源引入

即便在清朝闭关锁国的时代，依然有外来中药资源进入我国。清乾隆、嘉庆年间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记载了金鸡纳、日精油、香草、臭草、强水、鼻冲水、各种药露水等外来中药资源，记录了各种药露的功用、主治、炼药露法等；随着西方药学和产品的引入，这些引介仅仅起到了对传统药物种类的补充作用。此时这些药物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新奇、关注、试探，并予以接纳，但并未对固有的中医药产生太大的冲击。

1.8 古代外来中药资源发展情况概括

汉唐时期，由于外来中药资源种类、数量有限、价格昂贵，仅限于宗教僧侣和皇宫贵族使用；从宋代开始外来中药资源使用逐渐平民化，中医药学者得以接触大量的外来中药材，并运用中医药理论对其进行性味功能的深入研究。从元代开始，外来中药资源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重点发生了转变，从疗疾保健逐步转向美食调味。明代，郑和下西洋将我国的中医药技术方法，传播到了东南亚地区、有效地填补了市场空缺，同时也促使中国的人参、麝香和茯苓等中药材在东南亚地区畅销。清代西方药学和产品逐渐进入我国。

 

2 近现代外来中药资源引入和开发

 

2.1 民国时期的中药资源引入

 

民国时期紧密结合吸收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尤其是植物学、有机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大大提升了药用植物鉴定辨伪方面的成绩。还有诸多医药学家及本草学者试图运用西方医药的模式来理解和解释中药功效。也出现了尝试将西方药学纳入中药理论体系进行研究的创新著作，如名医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收录了 45 种西药，开创了用石膏和阿司匹林合用的中西药结合先例。

 

西医药曾借道日本传入中国，或许受日本废除中医政令的影响，在中西医药激烈对峙之中，民国政府也曾通过“废止旧医”提案，由于中医药界的奋力抵制，官方被迫取消此案，但是中医药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外来中药资源的引入也处于停滞状态。

2.2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药资源引入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中医药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扶持。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党的一系列积极支持中医药发展政策指导下，中药的现代研究蓬勃兴起，基于数千年使用中药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应用生药学梳理甄别厘清大批中药品种，中药品种的微观结构认识一步步深入。为外来中药资源的引入和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医药学对外来中药资源的认识不断深入，并在国内转化、发展，服务我国和世界人民，外来中药资源也逐渐融入了中医药体系。经过历史的见证和筛选，有乳香、没药、沉香、檀香等100多种外中药资源，被《中国药典》收载过，并成为中医药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基于“一带一路”的外来中药资源开发策略

 

3.1 做好情报收集工作

 

情报就是将那些来自各种渠道的广泛的、零散的、没有规律的信息进行加工整理，经过评价、调查、分析、最后转化为具有决策价值的信息，并用于决策过程。中药资源是自然资源的一部分，只有依托丰富详实准确的信息，赋予其特殊的社会属性，才能展现药用价值，中药资源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机遇或情报机遇。如在民间使用的药用资源，虽然有一定或特殊的效果，可能因为不曾被世人知晓，而未被充分利用，最主要原因是情报的缺失。

 

一般认为资源优势优于资本优势，但在某种程度上情报优势要优于资源优势。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新的技术知识和信息量迅猛增加。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对外业药物开发和利用赢得优势，只有充分了解竞争环境、资源特性，才能扬其所长、避其所短、抓住机遇、规避风险。要对外来中药资源进行全面、深层次的分析，需要持续地获取大量有用的信息。基于情报信息形成的网络结构空洞越多，获得有价值情报、新药用资源的机会就越大。有关中药资源的信息载体多样，明代以前香药主要在宗教典籍、本草书籍、药书及香谱四大类中有记载。明代还在日用类书、沿海方志及海洋图书记录香药的特性和应用情况，如《瀛涯胜览》、《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等，对中药资源的种类、产地、特性及功用皆给予了详细介绍。

 

中药资源相关情报资料的收集、整理，目的在中药资源的利用。收集和整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应用广泛的传统药物信息，归纳总结涉及传统草药的用药情况，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享的世界传统药物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整合分析现有中药资源的各类信息，可为决策部门和管理者提供多种途径、方便快捷的情报信息服务，为新资源开发决策提供依据。对海外资料的发掘和翻译，有利于了解历史上中医药的海外影响，为今天中医药走出国门和外来药材的引入提供借鉴。

 

 

3.2 做好实地调查工作

受地域、经济、语言、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绝大部分传统药物仅在当地居民中通过口传心授等方式流传使用，文献资料和网络资料有限。要充分了解其具体使用的药材、用法和用量等，通过现有文献资料很难实现，需要通过实地调查，对各种手段收集到信息的准确性进行确认，收集中药资源样品实物，进而通过科学研究发现确实有用的药物资源，对其进行更好的开发利用。古代医家配方治病多自己上山采集药草、炮制药物，甚至自己制备修合成药丸散膏丹。从各类本草书记的编撰情况看，作者均是通过实地调查，在充分了解和掌握了各类药用资源的生长、使用等实际情况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作者或亲赴海外（晋代葛洪所的《太清金液神丹经》，明代的《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等）、或身居市舶之职、或久居沿海重镇、或主要经营中药材（唐代李珣的《海药本草》），耳闻目睹中药资源的实际情况，所记载的内容才能更为准确，更具针对性。

3.3 做好科学研究工作

引入外来中药资源的核心目的是开发和利用，为保证外来中药资源在使用中能满足和服务人民健康需求，需要先期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点药用资源，在药用植物的亲缘关系与中药药性探寻规律研究模式指导下，以物质基础及核心功效生物学机制研究为基础和突破点，对外来中药资源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从中筛选出拟重点开发的中药资源，进而为大健康产品研制、挖掘资源综合开发价值、形成合作共赢的中药资源开发模式、促进当地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与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综合分析研究，重点集中在以下 4 个方面。

 

基原鉴定研究。全球可药用的资源种类丰富，由于各地之间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同一药用资源，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现象很多，在利用中容易导致品种混乱等问题。如，唐慎微所撰《证类本草》将乳香和熏陆香记录为 2 种，《本草图经》中将沉香、熏陆香、苏合香、檀香、木香、丁香等归于“沉香”条下；唐宋之际，大部分香药品种虽已被医家、文人所知晓，但时人对其特性的认识依然不足，部分香药的名称存在诸多争议。随着药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不同角度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首先要确定是同一物种，相关研究成果才能供用共享服务应用。

 

安全性评价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消费者越来越倾向选择和使用含有天然和有机成分的产品。然而天然并不等同于没有毒副作用，事实上植物种类繁多，成分复杂，极可能在使用中诱发刺激、过敏和全身中毒等不良反应。随着大量新的植物成分被开发，并应用于食品药品中，通常的化学物安全评估方法并不完全适合植物提取物。因此，在进行国外药材引入我国之前，需要借鉴和了解国外植物药评价的合理经验和注册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进行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相关研究，提升外来中药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水平。中药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需要充分考虑中医药理论对其非临床安全性的支持力度情况，应结合有无配伍禁忌、组方合理性、药物性味归经、应用历史、炮制工艺、中医临床用药特点等因素进行具体研究。

 

功能定位研究。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群，受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人们的体质虽然各异，但对保持生存和幸福生活方面的需要是一样的，药用资源是相同的，只是在利用中的所服务的人群和用途不同。因此，外来中药资源的引入和开发利用，需要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对外来中药资源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明晰其药用功能(药品、食品、保健品、其他)，找准适应症和适应人群。如，经由北宋太医局确认疗效并以官方医疗机构的标准处方集的形式颁布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局方》），是我国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成药专书，有人认为《局方》中某些含有香药的方剂对于治疗寒证有很好的疗效。

 

中药药性研究。中药药性理论是我国原创中医理论，指导对中药材功效及临床应用认识。中药药性，是中药秉承遗传之变化，秉受环境之异同，用于机体之调整，便于临床之辩证，而运用中国哲学之方法高度概括而形成的。中药材的有效成分差异能导致药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成分组成的不同，还体现在含量的变化，即存在一定的“量-性”关系，外来中药资源开发和利用需要进行“量-性”关系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是中药药性形成的物质基础，遗传、环境等引起中药有效成分质或量的差异是药性成因的本质，外来中药资源开发和利用需要进行国内外产地环境和人文社会等因素的对比研究。基于中药药性等中医药理论，进行中药资源的药性、生物效应规律等研究，可明确外来中药资源的药性、功效，进而发现更多的新资源。

3.4 依托一个团队

 

纵观历代外来中药资源的引入和发展，都与时代紧密结合，基于特定政治经济环境，依托在某一特定人群发展起来的。如，汉代张骞团队，唐宋的朝贡团队，明代的郑和团队。现阶段，发展中医药相关产业，需要依托广大的海外华人和华侨，充分依托当地具有工作基础、人脉资源的华人或企业，打造现代的药企团队，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和纽带。

3.5 关键

随着中国企业致力于在海外进行全球拓展和技术创新，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要求政府执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已经在部分领域改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状况，针对外来中药资源的引入和我国中药资源的输出，如何保护引进中药资源相关主体的知识产权是中药资源引入能否成功的关键。为塑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中药资源相关产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在宏观层面进一步完善与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中医药领域知识产权审查效率，加快中医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改革和创新中医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机制，调动拥有中医药相关知识的群体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中医药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