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行医证之说，这是因为中医是一门恢复人体管理的学问，方法丰富多样，你是不可能找到一个明显的界限来区分中医和非中医的，搞一个机械的界限来区分它，会使大量中医疗法被抛弃。

 

最显然的就是在欧美，他们所说的自然疗法其实都是中医疗法，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用它去治病的。唯独中医的发源地——中国，却要用西医的《医师资格证》制度来对中医进行管理，这使大量民间中医都成了非法行医者。

 

在我看来，“非法行医”这个词语本来就是一个伪概念，如果说非法，试问古往今来，哪一个医生不是从非法过来的呢。

 

为了拿到合法的行医资格，民间中医除了花大精力来学好中医之外，还要花上几年时间和精力，甚至大量金钱来考这个证！可怜，一想到那些还在苦苦为了一个执业证书而挣扎的民间医生，真是一把辛酸泪，没有人能够体会。

 

 

“行医几十年，一朝失资格”，许多民间中医慨叹

 

他们原本也是合法的，可是制度的改变，“非法行医”的降临，让他们既措手不及，也难以理解。

 

比如《人民日报》曾报道过的，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红沙社区的王堂珍医术了得，当地人有口皆碑。一位俄罗斯女留学生婚后3年不孕，在几家大医院治疗未愈，来三亚旅游时经人介绍找王堂珍，开了60服中药带回家，服完药就怀上双胞胎。

 

王堂珍原先有行医资格证。他自学中医近10年，参加过上海和广州的函授学习，1988年参加海南省三亚市卫生局考试取得开业执照。1998年《执业医师法》颁布，由于种种限制及原因，他竟然“被非法行医”。

 

还比如，山东省滕州市一名民间中医王永光，他从医40余年，治疗了不少疑难重症。原先的行医资格证过期，无法通过行医资格考试。这位自学成才的民间中医，也成了卫生行政部门“打击非法行医”的对象。

 

除了上述两位，还有许多人都是如此，有的人选择放弃行医，有的人选择坚持，有的人考过了证，有的人依然与证书无缘。在此期间，有的执业医师拜民间中医为师，因而出现了“学生有资质，老师无资质”的怪现象。

 

 

我是一个“非法行医”多年的祖传中医

 

天涯社区，曾有一个帖子，对拥有独特技法却没有行医资质的民间中医来说，算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贴的主人说：他运用“王氏华针”中医气功给人们治病，凭借点穴按摩和中药泡脚，已经让上千个疑难杂症患者恢复了身体健康（我们有上千份真实病例，早就为正式申报合法行医的资格做好了准备）。因为运用人体穴位微妙变化精准诊断病情，不打针、不吃药、不输液，没有巨额耗费，而且讲究用疗效说话，十几年来都是在朋友圈内以“口口相传”的方式给人们医治各种疑难杂症，非常受人欢迎。

 

我目前已经收了十二个徒弟和几个学生，因为我本人是同样没有医师资质的父辈人传承的医术，所以没有相关学历，因此不能“按政策”考取中医师执业证书。我的徒弟几乎都是我医治好的疑难杂症患者，他们也没有执业医师资质，但为了传承“王氏华针”独门医术，当然也是为了救治那些大医院也没办法救治的疑难杂症患者，他们也和我一样，分别在北京、天津和哈尔滨等地“非法行医”。多年来，为了“非法行医”这个“硬伤”，我和徒弟四处奔走，不断到医疗卫生管理部门请求帮助，请求他们前来调查，看看我们的医疗效果……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经历过无数次的碰壁之后，到了今年6月初，有人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医术特别，疗效特好，可以通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获得中医师资格。看到了希望，我们立即行动，准备好文字的和实物性的资料，立即从北京返回原籍，开始申报。然而，我们把资料报送到有关部门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都无音信。后来，在我们无数次的催促下，区文化局的一位副局长终于带着八九个人前来质疑，在亲眼见到我们的医术后，他们真的服气了，却因省级文化部门有“没有医师证书不能办理”的规定，他们也是爱莫能助，只留下一个“我们不支持，也不反对”的结论，以后就没了消息……

 

很多民间绝学面临失传的危险境地

 

长期以来，民间中医受到打压和诋毁，时至今日，已经有很多民间绝学、方药、技法失传，或正在面临失传的危险境地，很多中医传人也纷纷改行，照此下去，民间中医的复兴怕是很难！

 

不改变中医“只认证书”的尴尬局面，中医能发展起来吗？！

 

可以这样说，继续这样管理下去，中医只能象过去的几十年一样，越振兴衰退得越快。要想真正地振兴中医，就必须让真正懂中医的人来制定制度，废除现有的《医师资格证》考试，以临床为核心来进行。否则，中医肯定没戏！

 

山西运城原卫生局副局长：“门缝”里看中医，在查处近100个民间中医后，我后悔了！

 

长期以来，民间中医一直处于一种尴尬境地。自2006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政策解决中医药师承和确有专长以及一技之长人员的执业问题。但由于各地推行力度不一以及考核方式、考试难度等问题，民间中医执业仍然障碍重重。

 

本文由作者来信转述：

 

我来自山西运城，在我还没退休时，是一名卫生局工作人员。在我人生的前40年，我一直相信西医，不相信中医。

 

1997年，我在卫生局担任重要干部，负责查处医疗市场的乱象。

 

在1997年到2001年，我奉命在各县城里寻访，共查处了近100个民间中医。

 

他们提起我，大多都是恨之入骨，我对他们也是非常看不惯，甚至怀疑他们的人品，为什么没有资质还敢乱治病，这相当于是骗人、草菅人命！因此，在例行检查前，我一般不会打电话通知，去了就直接去病房里问病人。

 

意外的是，很多病人反映治疗效果很不错，甚至有的人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去看病。

 

但是，我还是坚守自己一贯的风格，没有资质的、随便开方的统统查封，突然有一次，一个患者的指责改变了我的想法。

 

当准备查处一个老中医的诊所时，一个在门口等待半天的女士拦住了我们：

 

“我的病走遍了北京各大医院都没有治好，在这里看了几次，好不容易有了好转，你们就要把诊所封了。你们为什么不去查医院里那些不会治病的医生，人家治得好不表扬就算了，还罚款封店，那些不会治的倒是留着祸害百姓的钱”。

 

周围的人纷纷附和，这时我才发现，在我们查处的过程中，有将近30个病人在门口等待看病，在一片“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指责声中，我们尴尬地离开了现场。

这件事虽然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却让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是不是我对民间中医真的有所误解？

 

于是，有一次，儿子半夜高烧，我就大胆地带他去了上次那个老中医那里，老中医摸摸捏捏，也没开方子，在胳膊和背上刮了二三十分钟后（大致记得是这样），儿子出了出汗，居然就退烧了！这个现象让我惊奇不已，这比吃药打针还快！还没有一点副作用。

 

自此，我对民间中医的看法有了些许改变，我开始在寻访的时候观察这些民间中医，发现除了部分卖药行骗的，其余的80%左右都有准确的治疗效果。

 

我开始对民间中医产生了新的看法，对于口碑好的在寻访时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周围有生病在医院治不好的，我还会推荐他们到口碑好的民间中医那里去。

 

对于我曾查处过的100多名中医，我感到十分愧疚。当我退休后，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民间中医。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明白民间中医的好处，很多人跟过去的我一样“铁面无私”，他们认准的，就是一张执业医师证。

 

2006年，运城市卫生局中医科对数量庞大的民间中医进行初步摸底，一开始按照本科标准进行，结果显示，越是上了年纪又有口皆碑的老大夫分数越低。

 

其中，有一个80多岁的老中医考了0分，他是家传中医而且很会看肝病，一辈子看病都是免费的，甚至连方子都是公开的，他每次开完方子就让病人到外面抓药，回来又亲自进行炮制。

 

但是按照考试标准，肯定是不可能发证的。

 

庆幸的是，运城实行了地方性中医制度管理，只把此次理论考试作为参考，还要综合考虑患者的口碑等，最后得出的结果是：“70岁以上的人不管考多少分全部发民间中医证。50岁以下没有师带徒的人，理论知识达不到60分以上不发证的。对年轻人要求严格，对从事二十年以上的老中医放宽要求。”

 

2008年，运城一共给262名民间中医颁发了民间中医证。

 

这样的政策让我由衷地为民间中医感到高兴，但是，全国的民间中医有这么多，又有谁可以给他们一席立足之地呢？希望这样的制度可以推行全国，别让民间中医的行医之路有太多的后顾之忧！

 

 

 

运城市原卫生局副局长田康立：为民间中医“松绑”

 

2017年6月23日《中国中医药报》刊发署名黄蓓长篇通讯“山西运城：民间中医何以大显身手”。时至今日恰逢中医药法颁布实施一周年，文中提到时任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的田康立为解决民间中医执业问题做了可贵的改革探索。选取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现行的《执业医师法》主要是参照西医的标准制定的，事实表明，未取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的民间中医，许多也能熟练运用中医理论治病救人。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为民间中医‘松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运城市原卫生局副局长田康立说。

 

“要坐牢我去！”

2004年，时任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的田康立向山西省原卫生厅申请在运城地区开展“省级农村中医药工作综合试点”工作，由运城市原卫生局自主颁发地方性行医许可证件，允许民间中医进行执业。历经周折，试点文件终于下发。本以为终于可以为民间中医正名了，让田康立始料未及的是，这“临门一脚”却有些难以下脚。

“风险大”“别捅乱子”“这不合法”，在几次工作推进会上，同事们始终坚持反对。

“要坐牢我去！出了乱子我负责！”眼看着费尽周折争取来的试点文件即将成为一张废纸，田康立急了，一拍桌子，语出惊人。

2006年，运城市原卫生局中医科开始对民间中医进行初步摸底调查，经过两轮摸底，从基层上报了一份900多人的名单。2008年7月，运城市下发《关于对我市民间中医和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进行考试考核及资格认定的通知》，组织45岁以上的从业者进行考试考核，其中确实有水平、有一技之长的发给地方性行医许可证，也就是所谓的“地方粮票”。

通过考试考核，运城市首批认定了262名民间中医。2009年，运城市启动第二批民间中医、中医一技之长人员的认定工作，又有273名民间中医获资格认定，可以在乡村执业。

在考试内容和录取分数线上，运城市原卫生局也几经考量。他们对所有报考人员都组织了统一的笔试，笔试内容和题型参考了当时中医本科院校的考试内容。而在面试上则对民间中医和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进行了区分，对于一技之长人员，中医局组织了所在领域权威中医专家对他们进行专项技能考核，不同于对民间中医的统一面试考核。

“当时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中医叫王根锁，十几岁就开始学医，每天有二三十个病人找他看诊，可那次考试他只考了7分。还有很多有口皆碑的老中医分数都很低。我们后来反思，考试内容还是偏西化，没有坚持只考传统中医药基本理论。”田康立回忆说。此后他们做了调整，根据年龄层次来划定面试分数线，70岁以上的中医可以跳过笔试，直接参加面试。

尽管有省局下发的试点文件，运城市原卫生局仍然如履薄冰，十分谨慎。《山西日报》多次想就此事采访田康立，都被他拒绝了。“我不敢发声，万一引起争议而被叫停，会让许多人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田康立说。

说来有趣，全力推进民间中医试点工作的田康立此前可让民间中医们恨得牙根痒痒。上任之初的田康立分管医政工作，主要工作就是查处整顿医疗市场。作为执法者，田康立对所有无证行医的民间中医都严查严打，毫不留情。

转折出现在一次执法过程中，一位上海患者的痛斥让田康立开始反思。这位患者直斥田康立说，“我的病在运城经过民间中医医治，疗效十分明显，你们怎能这样对待好医生、好医院！”此后，田康立开始在执法中深入考察医院，考察民间中医，倾听患者意见。“有些民间中医疗效确实很好，也深受百姓认可，一味取缔，就像是‘给娃娃洗澡，倒掉脏水，也倒掉了娃娃’。”田康立说。

 

发现问题：受百姓欢迎的民间中医却是“非法行医”

 

2004年，运城市卫生局就对全市的民间中医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摸底。经调查，该市约有3000余名中医从业人员（其中能开处方的占一半以上，其余的是具有一技之长的中医人员）没有资格证。这些从业人员大多是扎根农村的“永久牌”民间中医，他们都有自己的患者群，和老百姓相处得非常好，老百姓都愿意到他们这里看病，花钱少，疗效可靠。

 

运城市卫生局在调查中发现，没有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的中医从业人员，所能提供的证件五花八门：有赤脚医生证、有乡村医生证，有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发的、也有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发的不同名称的行医资格证书，这些证书给执法检查工作带来了困难。

 

比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骨髓炎专家杨文水，上世纪70年代就是卫生部树立的赤脚医生典型，他所创办的稷山骨髓炎医院接诊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骨髓炎患者，其治疗骨髓炎的疗效和水平在国内外均占领先地位，但由于杨文水和他医院的医务人员没有人事档案，所以按1998年《执业医师法》颁布前的过渡办法，他们无法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芮城县68岁的薛振刚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普通民间中医。1960年就在县城关医院中医学徒，由于理论扎实、临床优秀，被派到各村办保健站，结果由于政策原因，一直回不到乡镇卫生院，而和他同时期的其他人都晋升到主任医师了，他却连个合法的资格证都没有。

 

运城市卫生局根据实际情况，用科学发展观重新认识民间中医，认为卫生事业的发展更离不开民间中医这支队伍。为这支队伍“正身”，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推动农村卫生事业发展。

 

解决问题：大胆尝试对民间中医进行资格认定

 

2007年，运城市卫生局采取自愿报名的办法，对全市所有中医从业人员（包括各类医疗机构中的中医药人员），不论有证的、无证的、公立的、民营的、民间的，不分年龄大小，共计1635人进行了摸底考试（笔试），旨在对民间中医与中医执业医师的理论水平进行比较。题目的难易度以本科学历为标准，完全以中医传统命题方式进行命题，如名词解释、填空、病案分析和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等，不考西医理论和外语。

 

从考试成绩分析，高分数中学院教育出身的占多数，低分数中大多为民间中医和年龄偏大的人员。为了使考试结果更加公正，卫生局又对45岁以上、从事临床工作15年以上和笔试成绩较好的398名无证的中医从业人员进行了面试。成立民间中医资格认定领导组和专家考评组，实行主考官负责、与两个考官共同签字的办法，统一命题、分类抽签面试考核方法进行，结果成绩高的多是临床时间长、年龄偏大的人员。

 

通过笔试和面试的成绩，专家考评组把笔试成绩按40%，面试成绩按60%的比例计取总成绩，最后确定了215名民间中医和47名一技之长人员。

 

运城市卫生局在实践中认为“群众欢迎社会认可是硬道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松绑”和“监管”相结合，“释放”和“引导”相结合。在“放”上，解掉套在民间中医身上的绳索，最大限度地体现民间中医与院校教育出身人员同等地位与价值，让民间中医在为群众提供中医药服务中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为老百姓提供“简便廉验”的中医药服务。

 

该市卫生局制订了《运城市民间中医和一技之长人员资格认定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是民间中医可在全市范围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从事中医专业工作，可在户籍所在地的乡、村申请设置中医个体诊所，执业范围仅限于中医类别。同时，为了加强行业自律，卫生局负责人成立了民间中医药协会，在各县（市、区）成立民间中医联络组，从2008年4月到2009年12月，协会先后4次对所有取得民间中医资格证的中医药人员，进行了法律法规知识和规范执业培训。

 

运城市首批认定的262名中医从业人员结束了长期非法行医的“地下工作”现象，成了真正的中医。至今已有一部分民间中医领到了个体诊所证，有一部分被聘到了一些医疗卫生机构，比如，有一名蜂疗一技之长人员被聘到运城市中医医院，并专门成立了蜂疗科。一名手法推拿的民间中医被聘到芮城县中医院，成立了中医理疗科。

 

据统计，这262名民间中医每年的门诊量可达上百万人次，其中乡、村两级民间中医平均每天的门诊量都在20人次左右，个别民间中医平均每天的门诊量在50人以上。为群众节省医疗费五成以上，民间中医服务能力已占运城全市中医药服务的50％。